背景：四月的一天，刘光溪匆匆来到了青岛，仅仅停留了半天一夜，就又匆匆离去。在香格里拉大饭店，刘光溪抽出两个小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印象：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语言快速、信息量大、幽默风趣、豁达大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时而夹杂着美式英语，极富个人魅力。

　　我有一个起码的理念，就是敬业、专心，要获得自己的满意，没有捷径，只有工夫，没有窍门，只有勤奋

　　记者：您是我国第一位 WTO与区域经济合作专业方向的博士，您参加关贸总协定和 WTO谈判长达13年之久。您的名字总是和 W TO联系在一起。您是怎样和 WTO结缘的？

　　刘光溪：我参加 WTO谈判有点阴差阳错。为什么这么说？我在大学是学英美文学的，1985年考上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的硕士研究生，是我们国家培养的第一批 MBA。

　　1988年毕业的时候，我想到专业的外贸总公司去工作，但我的导师，也是我国著名的 W TO研究专家薛荣久教授非常希望我留校。后来我们达成了一个妥协，我到经贸部国际局，那里刚刚成立了关贸总协定处，专门负责关贸谈判的问题。那一年国务院给外经贸部抽调了19个知名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我也是这19人之一。于是我就阴差阳错地成了复关谈判的代表团的成员。

　　记者：关贸总协定谈判是一场非常激烈、又非常复杂、涉及的面又非常宽泛，而且需要比较高层次的经济外交专业的第一线工作，您从校门一下子就卷入了这场“斗争”，是怎样适应、又是怎样在这个领域里游刃有余的呢？

　　刘光溪：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1988年开始的关于中国复关谈判的第二个阶段第一个六年的开始。我们这批人刚刚从校门来到了“局门”，是典型的“三门”干部，对中国外贸体制、进出口体制，我们过去学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但真正把书本上的知识和中国各部委所提供的那些基础性的资料结合起来消化吸收，在谈判桌上给我们的首席代表和谈判组的组长提供出切实可行的依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小的系统工程。

　　我当时没有什么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勤奋，我有一个起码的理念，就是敬业、专心，要获得自己的满意，没有捷径，只有工夫，没有窍门，只有勤奋，在勤奋中难免有困惑，但这种勤奋的困惑很容易获得收获，你可能在勤奋中有彷徨的时候，但如果能细水长流地坚持不懈，总能看到辉煌，我很相信这一点。

　　关贸总协定的38个条款，我就用英语自己读，然后录下来，一遍一遍听，这样就把这38个条款都能复述下来，不但锻炼了自己的英语口语，而且对关贸总协定作为国际组织学科，它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慢慢有了由浅入深的理解，并产生了一定的感情，它不再是非常枯燥的词句，而是一门标准的市场经济学。认识上升了一个层次，而且工作的时候碰到哪一个条款，哪个条款就像有立体感一样，在自己大脑里豁然开朗，对谈判起到了很大的辅助和指导作用。

　　记者：在谈判中，您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刘光溪：是文化、观念、理念和思维模式的碰撞沟通。由于和国外存在这方面的差异，所以在答疑过程中就出现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有点花边新闻的事情。

　　当我们把许多改革开放的语言，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啊，什么利税分流啊，什么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啊等等翻译成英语讲给外国人听的时候，满以为他们能听得懂，但他们一点都听不懂。

　　单是理解中国当时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美国人就用了好长的时间。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前，我们打死也不敢承认自己是搞市场经济，而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一天，美国贸易谈判办公室中国处的处长对我说，什么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我们美国的辞典里，商品经济中的商品是指大宗的未经加工的初级农副畜产品，难道以大宗未经加工的初级产品作为市场调节，就是你们中国的改革目标吗？你们中国人太聪明了，我们美国人太傻了。我当时听了以后震动很大。我们跟美国人谈了那么久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就是不提市场经济。直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才打破了市场经济的“禁区”。所以我说，观念入世最重要。

　　记者：在谈判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刘光溪：就是美国人四四方方的脑袋，这种简单的思维逻辑，为什么就能创造出那么发达的物质生产力？而我们中国5000年悠悠文明史，国人脑袋圆圆的，什么事情都绕来绕去，大概、模糊、差不多，但我们这么复杂的、运筹帷幄的大脑，为什么我们的生产力如此之简单，如此之落后？这个折磨了我长达十几年之久、从谈判当中上升的哲学命题，可以用一句话来破解，是一种大智若愚，那就是简单创造复杂，复杂创造简单。

　　人的简单是一种境界，人只要一简单，他就敬业，一旦敬业，他就能耐得住寂寞，他就不会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个想法，这山望着那山高。

　　在美国，我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像，公交司机和空中小姐都是老中青组合，而我们中国的空中小姐，45岁的几乎没有，公交司机也很少有超过50岁的。美国人敬业，干什么就爱什么，爱什么就专什么，每一个人都专心致志、兢兢业业，像螺丝钉一样，虽然工作岗位流动性很大，但专业却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这给了我一个启发，所以我考虑我们中国下一步的人才培养结构，不要搞什么万金油式的通才呀，复合性人才呀，我们的人才结构，不在于博士、硕士多少人，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敬业精神。敬业是最核心的，这人是博士、博士后，他不敬业，就什么也不是。第二要专心致志，第三才是你的知识结构。

　　记者：所以就形成了您的一个人才观，就是四个专，是吗？

　　刘光溪：是的，一个人敬业，又是专心致志的，他肯定在某一方面学有所长。所以我后来提出这样的人才观：专心致志的研究某一专业的专业知识，形成自己的专业特长，构筑自己不同于别人的核心专业优势。我们的国家需要的是这样的人才。

　　入世就是意味着从过去的改革推动开放，转向以开放促进改革

　　记者：中国加入 WTO谈判，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岁月，到底是什么阻碍着我们？

　　刘光溪：中国复关的这场谈判，貌似经济谈判，实际上反映了社会深层次包括贸易、社会观念、经济的生活方式、以及对贸易的认识等很多方面的问题。

　　在关贸总协定的第一个六年、第二个阶段摸爬滚打的谈判，其实就围绕着“市场经济”这四个字，为了这四个字，我们整整用了六年的时间来解答，来澄清，最后，还是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驱云拨雾。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团在1992年11月庄严地向全世界承诺，我们中国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它的基本运行机制和规律来讲，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谈判才得以继续进行。

　　记者：解决了市场经济第一个问题，还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刘光溪：任何国家要复关，要入世，有三个条件必须解决，第一必须是市场经济，第二必须是法制经济，第三必须是开放经济。

　　我们在解决了第一个条件后，下一步就要解决后面的条件：你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既然是法制经济，那么在转型期间怎么来规范政府的行为啊？怎么来加速和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啊？因为美国代表团有一个疑虑，如果政府干预得太多，连价格都是政府说了算，连企业的人事制度都是政府说了算，那你这个市场经济远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他们认为价格反映价值，价格体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如果不能完全按照供求关系而发挥作用的话，那你这个市场经济肯定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另外，美国和欧盟还有一个忧虑，就是庞大的国有企业，支撑着庞大的上层建筑，必然使你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很难界定，很难分开。

　　带着答疑的性质，我们又花了一到两年的时间，来说明中国的转型经济暂时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法制经济。我们的国有企业要按照市场化导向来改革，企业要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对市场经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外贸体制的改革，真正描述了比较具体的蓝图，美国、欧洲代表团在看到这个决议后，他们才真正踏实了下来。

　　记者：我们记得，美国在1999年的10月15日，也就是在我们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就跟我们达成了全面协议，这是为什么？

　　刘光溪：因为十五届三中全会专门谈的就是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与改组问题。美国非常担心、关切中国的企业是否是一个自主的经营实体，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企业是经济的细胞、是主要原素，如果这个细胞不能自由地生存发展的话，那整个国民经济的躯体肯定是瘦骨嶙峋。

　　我们又用了整整六个年头，来解决中国怎样抓紧转轨，解决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价格改革问题，国家的补贴问题，外贸的经营权下放问题，管理体制如何从直接的管理、经营的管理、数量的管理，走向用经济、法律和国际通行的规则和管理方式来管理问题。

　　所以，第二个六年第三个阶段的谈判，从1993年到1999年的11月15日，我们解决了第二个条件和第三个条件，即法制经济、开放经济问题。这六年中，我们围绕着工业、农业、服务业、知识产权与37个成员国进行了多达几百次的、各种形式的谈判。终于在1999年11月15日与美国达成了第12个双边协议。在2000年的春天，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又陆续和其他成员国签署了双边协议。

　　记者：我们和美国在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价值观等方面，有着那么多的差别，却在经济贸易方面找到了共同点，这意味着什么？

　　刘光溪：我认为，中美两国的政府、工商界在非经济领域是比较难找到共同语言的，但在经贸领域，由于利益的驱动，资本的运动规律，是唯一可以找到共同语言的。美国的工商企业家看中的是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中国的企业家、出口商和生产商也看到了美国这个庞大的自我循环市场。所以经贸关系， WTO的关系，维系着中美两国人民的信任、和平、发展和友谊。我们孔老夫子有一句话，叫“和为贵”，和就是经济的利益，贸易的融合。我还相信一句话，叫“至诚至善，与两间功化同流”，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再大的纠纷、摩擦、矛盾，只要有了经济的融合，经济的发展，贸易的合作，一切问题都要以通过开诚布公地交流谈判，找到解决的途径。

　　记者：您曾对有的媒体说过，您最大的遗憾和悲伤是在1994年底，冲刺关贸总协定未能如愿，我国通过复关来解决 WTO成员国资格无望。但是也有人认为，当时我们的条件不太成熟，假如冲刺进去了的话，有可能激化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您怎么看？

　　刘光溪： WTO在1995年1月1日要取代关贸总协定，当时中国代表团为了赶在这之前，结束这场从1986年以来长达8年之久的复关谈判，但是主要缔约方意识到中国想通过复关来直接进入 W TO，这是不可能让我们实现的。当时我正好在日内瓦工作，我们连续四个星期夜以继日的谈判，结果未能如愿，所以很沮丧。

　　如果说我们在1994年底按照关贸总协定的条件复关的话，就会为中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早赢得8年的时间，可以使我们更早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来规范政府的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如果说开放为我们带来了冲击和挑战的话，我认为，早一天把这个冲击和挑战压给我们的企业，压给我们的政府，以开放促进我们的改革，就会早一些调整，并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这不是说我们中国自己不聪明，不能把这场改革搞成功，而是说，在遵照国际共同遵守的原则规范的情况下，可以使我们更加符合国际通行的规则，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1994年底如果复关了，我想可以将深化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早早地纳入关贸总协定的基本框架。入世就是意味着从过去的改革推动开放，转向以开放促进改革。

　　中国的这场谈判，不是一种让步，而是一种进步；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记者：对我国入世，至今还有人认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个入门费交得太高了。

　　刘光溪：我不认为这是一种代价，中国的经济体制要按照市场经济来运作，怎么能用代价来衡量呢？代价是付出了什么东西，我们中国要建立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发展主流，中国的经济真正纳入到法制经济的轨道、诚信经济的轨道，或者叫做规则经济的轨道，这是必然要做的，怎么能说是付出代价呢？这不是代价而是一种必须。

　　记者：对我们入世作出的一揽子承诺，有人还说是自己找了一个枷锁，一个紧箍咒戴上。

　　刘光溪：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今天这个关键时刻，在中国转型经济的情况下，我们围绕入世所作出的一系列承诺，实际上是为了中国加速改革，加速扩大对外开放，加速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而作出的战略部署。履行这些承诺，不见得就是一种负担，不见得就用义务来衡量。它是我们中国真正要搞市场经济、政企分开，真正确立企业家本位的社会，必须这么做的。就是没有 WTO，我们中国也应该这么做。有了 WTO，我们可以更快更好地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要求。

　　我们中国的入世，不是像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什么割地赔款、卖国求荣的条约，我们尽管和美国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卓绝的谈判，但我们的谈判是平等的谈判，双赢的谈判，多赢的谈判，我们没有看任何人的眼色，也不是为了讨好谁，而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国的这场谈判，不是像社会上有些舆论所讲的是一种让步，而是一种进步，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入世，不是什么威胁，而是一个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与发展的难得的机遇。也不是超前，而是补课，补由于我们几十年来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体系，造成的市场经济缺课。

　　记者：你认为， WTO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

　　刘光溪：暂时不说经济学的含义，从文化的含义来说，可以达到四个净化：一是净化我们几千年来所形成的那套思维模式。二是净化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片面认识，三是净化我们对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认识。我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成果，不是哪一个人的，哪一个民族的，所以应该采取大胆的吸收和借鉴的态度。四是净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复杂走向简单，这个简单是大智若愚的境界的简单，由简单走向圆满，这个圆满是指中国经济振兴的圆满，就像 WTO那三个字母表述的那样。

　　记者：你离开了 WTO第一线，到上海做后方的工作，这又是为什么？

　　刘光溪：我想把我十几年在一线谈判所掌握的体会和体验，把关于 WTO市场经济的理念，通过通俗的语言，像涓涓细流，渗入到中国人的经济理念中。我认为这项工作比一线参加谈判，意义深远得多。因为学习 WTO所透视出来的，所反映出来的，所凝聚的那一套市场经济的规则、法制理念、才是最最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应该以加入 WTO为契机，在全国进行一场市场经济基本知识和一般规律的认识、认知、认可的学习，这是一个长期的、漫长的工作，决不能一蹴而就，决不能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