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请您简单谈谈您目前所从事的主要工作。

　　从去年开始，我在香港凤凰卫视开辟了一个专栏，叫《秋雨时分》。去年是每天讲一小段，今年是每周讲一大段。去年一年的总题目，是“中华文化的光荣和缺憾”；今年的总题目，是“中华文化记忆”。显而易见，去年是横向地讲述中华文化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一半正面，一半负面；今天是纵向地讲述中华文化的一个个重要篇章，按照时间顺序来梳理最值得今人记忆的历史内容。

　　这是一个大课题，我早就觉得应该有人来系统讲述了，现在只得把这副担子压到了自己肩上。凤凰卫视是面对全球华人观众的，而今天全球华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文化定位，因此不能再拖了。如果讲得不好今后可以由别人来补充，但无论如何现在应该讲了。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都是从阐述古希腊文化经典开始的，这才使工业革命经由“文化招魂”而获得了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几乎每天都深度投入。

　　做这件事情的最大困难，是要与广大观众的心理习惯作战。现在中国广大观众心理浮躁，只知道每天关注那些危言耸听的新闻、浅薄无聊的争执，而没有心思沉静下来听一听深刻一点的文化课题。很多媒体虽然也打上了“文化”的旗号，仔细一看还是在捡拾当天的垃圾、近期的牙慧。因此，我一方面要寻求观众的接受方式，另一方面又要固守文化命题的自身庄严。这样做，在今天还有点寂寞，但我十分注意欧美媒体间一些高层文化良知的优秀作为，相信只要坚持，必然能改变人们的心理惯性。当年我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时，都遇到过这个问题。

　　既然说到了书，那就要顺便提一句，今年还会继续整理自己过去出版的书籍，包括早期的四部学术著作在内。我的书在出版上一直比较凌乱，打算经过整理，出一套比较统一、干净、严整的版本。

 

2．在您从事文化事业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哪几个阶段？其中一定有不少至今记忆深刻的事情吧？

　　第一个阶段，我在仅仅二十岁的时候遭遇文革灾难，虽家破人亡而始终没有向造反派的暴力屈服，这从一开始就锻炼了我的文化勇气。后来，我在父亲尚被关押的艰难岁月里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文化重建工作，为复课编写教材。不久，极左派重新掀起“批邓”浪潮，我只身躲避于家乡山间，系统钻研中华典籍，直到文革结束。这个经历，对我后来几十年的文化工作打下了道义基础和学术基础。

　　第二个阶段，在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的热闹日子里，我没有投身热闹，而是深感自己在学术上只有中华典籍的基础而缺少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就花费整整数年时间钻研世界上十四个国家的哲学、历史、文化经典，补足了我以前的欠缺，并由此写出了一系列学术著作。

　　第三个阶段，我在自己的学术成果广受好评并获得很多荣誉称号的时候，忍痛放弃学术，担任了自己所在学院的主要行政领导职务达六年之久，体验一个知识分子如何承担自己著书立说之外的社会责任感。这六年经历，对我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呼唤已经沉寂的文化良知，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且，也使我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后来遇到的各种麻烦，有充分的意志在种种喧嚣中保持不息的创造。一个文化人在专业之外的社会历练，加强了文化的韧性，非常重要。

以上这三个阶段最为关键。在这三个阶段中当然有大量记忆深刻的事情，我在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中写到了一些，更多的只是铭记在心间了。我的精神财富，只要来自于自己的记忆，以及对这些记忆的提炼，然后才是向外汲取。

　　我能当官，而且当得不错，这是我从事学院行政领导工作六年后上上下下的共识。当时，上级部门确实希望我担任更高的职位，而且有三个职位可供选择。我的辞职，使北京和上海的领导大吃一惊，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在没有犯任何错误的情况下辞职的先例。我辞了整整28次，还与医务人员窜通了装病。当时正巧有几个数学家由于社会工作太忙而英年早逝，全国舆论关注，上级也就勉强同意我辞职了。

　　我辞职的原因很简单：内心早就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在文化，而不在行政。行政工作中，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不能做的再当下去也还是不能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固守权位、级别和待遇，就无聊了。

　　当时有不少上级部门的领导一再劝我：“你不辞职也能从事文化研究啊，把繁杂的工作更多地分配给副手们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不行。我做什么都认真，从事行政工作时也是白天黑夜都投入，根本插不进写作。更何况，我当时已经明白，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望，而精神文化还废墟重重，因此我必须花费大量完整的时间长途跋涉，去考察废墟，然后作一些系统发言。

 

　　我写文章，就是为了与我的多灾多难的同胞作深层交谈，而不是为了自我消遣，因此，广大读者接受了我的诚意。我很感谢广大读者能与我长时间地知心同行。有些文人以为谁的书畅销一定是炒作的结果，我相信他们走这条路一定失败。不少年轻作者向我讨教畅销的窍门，我总是说，窍门只有一条：好好写。去年我在台湾巡迴演讲，那里也一直在讨论我的书长期受海外华人读者欢迎的原因。白先勇先生为此专门作了一个演讲，他说，“余秋雨先生挖掘到了中华文化的DNA，因此能让全球华人读者莫名地获得普遍感应。余秋雨先生为了挖掘中华文化的DNA，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文明遗迹，所走的路，可能是现在活着的作家中最多、最远的。”白先勇先生这是过奖了，但我每次写作都是为了探求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的深层秘密，倒是确实的。读者是公正的，你对他们恭敬，他们也会对你微笑。炒作是玩弄读者，读者很快就会唾弃。我从来不愿意围绕着自己的书炒作什么，譬如，谁也没有看见过我为了自己的一本新书召开过新闻发布会、首发式或研讨会。

　　读者的欢迎，当然也会带来某些文人的嫉妒，结果随之而来的是造谣、诽谤、围攻。我早就发现，中国有一批文人，一辈子都在整人，名曰“大批判”，从文革一直整到现在，还涌出了一些接班人。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在媒体上吸引别人的视听，借此谋取名利。除了整人，他们没写过一篇像样的小说、一首可读的诗，也没讲过一堂好听的课。由于历史原因，在中国，这样的文人数量不小。我以前对他们很生气，现在经历多了，就觉得他们也是历史的产儿，怪可怜的，很值得同情。我尤其要以老教师的身份劝说那些年轻的“大批判”接班人：趁年轻，多做一些建设和创造吧，不要再干那种文化斗争即文化破坏的勾当了。从“财智人物”的概念来看，这种整人、批判、斗争、破坏的勾当，不仅完全背离了善良和智慧，而且也从来没有人在这条路上成功过。我说过：“一切整人的人总是贫困的”，这是看了很多人之后得出的结论。

　　美国几年前举行过一次“经济发展和文化选择”的研讨会，多数与会者得出结论：贫困，是一种咎由自取的文化选择。这是指国家和民族，但也可以借过来说明，为什么那些永远在整人的文人日子总是过得那么狼狈。很多人的贫困是值得同情，应该获得帮助的，但那些人的贫困，是咎由自取。

　　快乐、信任、幸福，永远属于善良的创造者而不属于恶意的破坏者。这是和谐社会的原则，与争斗社会正好相反。

5．1999年后，您与凤凰卫视合作，又踏上了一条新的文化考察和传播之路，在这一路上您有什么新的思考，您觉得取得的最大的成效是什么？

      这一路，考察了曾经与中华文明同时存世的人类其他重大文明遗址，例如埃及文明、克利特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真切地体验到那些文明逐一消亡和中断的原因，因此也发现了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这是一个重大命题，也有人谈论过，却从来没有人以中华文明立场来系统考察过。我的考察过程，天天由凤凰卫视同步直播，因此全球华人观众都一起参与了。巨大的历史难题，巨大的考察范围，巨大的沿途恐怖，再加上巨大的观众群体——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是最大的成效。

 

6．近年来，您在传播中华文明的苦旅中，积极走出去，在美国哈佛、耶鲁及台湾各大城市进行演讲，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对中华文明的广泛关注与学习。您觉得此举有哪些重要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您有什么新的思考？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引起了大家探索中华文化的巨大兴趣。他们想知道，中国这种快速发展的原因和结果会是什么，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祥和还是威胁？而我们自己也明白，经济给我们带来了富裕，但富裕并不等于尊严，尊严只能由文化给予。

　　但是，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并没有完成文化转型，文化的话语还非常刻板、陈旧、教条。后来，又加上了一些追求表面华丽的假、大、空。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后代还是外人，都很难从我们的文化话语中感受到亲切、可爱、随和。因此，我们必须寻找真正的文化阐述者。我本人所做的，只是抛砖引玉。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是单方面的演讲，而总是一路与当地的学者、教授交流，虚心向他们请教。我的感受是，中国早已是“世界的中国”，但世界对于一个突然崛起的中国确实还很不了解。了解的只是一系列经济数字。这就像我们突然面对一个高人一头的陌生人，只知道他的身高、体重，却不知道他性情如何，我们一定会觉得惶恐，并产生防范心理。中国的“性情”，就是中国文化。沟通、对话、阐述，已经到了急不可待的时候了。过去学术界的小圈子里也有过一些国际研讨，但现在已远远不够了。请看，我们有多少厂商在海外，又有多少外国厂商在我们国内！光是小圈子里研讨一点中华文化的细节和概念，还管用吗？因此，必须扩大传播面了。

 

7．如何在国际上树立起中国文化的大旗？我们还有哪些事情需要努力？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如何互相交融、共同进步，对此您有什么见解？

　　不要先想树旗。很多事情还要从基础做起。首先，不要把中国文化自外于人类的整体文化。要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一些最重要的原理，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人性、人道、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公正，这些共同原则也是中国文化要参与和皈附的，不能把它们看成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中一些与人类共同原则不符的部分，应该予以淘汰。现在，一些新的文化原则也应该积极参与，例如环保、灾害救助、反恐等等，都已成为新世纪的文化基础。

其次，在向外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要尽量减少官方色彩。我们从官方到文化人应该清楚，官方可以帮助文化，但文化并不应该出自官方。我在国外的时候，常常强烈感到，文化话语的官方化已成为中国文化与外界沟通的一个障碍。文化的交流，主要应以文化产业的渠道来完成，从美国的好莱坞到近年来的“韩剧”都是如此，都不是政府行为。我们在文化产业上还刚刚起步，今后应该有更多的“财智人物”出现在国际性的文化产业上。当世界上很多地方像我们前些年着迷韩剧一样着迷中国的文化产品了，中国文化的形象就出现了。在这之前，我们不必忙着从概念上来讨论中西文化冲突和交融的问题。一切冲突和交融，最终完成在文化产品的洪流中。

　　中国的很多概念，沉淀着大量的历史成见，包括“文人”、“学者”这样的概念。因此，首先要为自己解除这种概念性的身份，这才自由。例如，曾经有人把我定位成“文化散文作家”，如果我接受这个概念，我势必要想方设法把自己套入“作家”和“文化散文”中去了，成了“套中人”。因此，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作家”，因为没有参加作家协会，也不知道什么叫“文化散文”，觉得我写的那些东西不叫“散文”也可以，免得“散文评论家”盯上。

　　给社会留下什么？我说了，这些年来我一直通过实地考察在探索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倒是拥有不少读者和听众，算是留给别人一点东西了吧，但现在资讯发达、信息爆炸，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估计什么也不会长时间留下。不留下才好，让大家在精神上轻松一点。为什么孔子、孟子比我们伟大？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历史并没有给他们“留下”那么多遗产，像我们似的。他们所看的书，所知道的“知识”，一定比我们少得多。结果，他们心地疏朗，精神空阔，可以静静地与天地对话。我们心中已经塞满了文化垃圾，因此也不要把自己的文化垃圾塞给后代。什么也不留下，还给世间一个干净的天地。天地中，留下污染物固然不好，留下过度“营养”也不好，过度“营养”就是污染，像昆明滇池似的。

　　至于社会评价，更是完全不应该注意。问心无愧就好，何必听别人说三道四？现在大家都忙，谁也没有心思去评价别人，就连同一个办公室的人都不想评价，其实也不能评价，甚至完全无从评价。在今天，一个人除非做了确证无疑的坏事，其他外界评价都不可靠，大多是炒作的结果。有些观点和作品可以评价，但观点和作品是层出不穷的。怎么可以对一个人作轻易的评价？你连自己也评价不了，怎么评价他人？关注评价，这是老一代文化人的可怜梦想，他们追求“盖棺论定”，其实追悼会上说的一定是好话。到今天，重视社会评价的只剩下了一种人，那就是那些专门给别人作“社会评价”的人，即所谓“批评家”。但是，他们的评价怎么能冒充成“社会评价”呢？“社会”难道藏在他家里吗？千万不要上当。我们只为良心做事，我们只为社会上那些从来不会评价的广大民众做事。

　　大家都不在乎那些冒充“社会评价”的“批评家”了，这才是一个轻松的时代，自由的时代，愉快的时代。

　　如果真要知道评价，看看你妻子的眼神就足够了。

 

9．请您谈谈您的人生体悟。

　　我的人生体悟很简单，六个字：善良、快乐、健康。

 

 

10．在您的人生历程中最令您惊讶的事情是什么，最令您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最令您伤心的事情是什么，最令您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最令我惊讶的事情：我从小最怕当众讲话，老师在课堂上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脸红到脖子上，恨不得钻到课桌底下去。直到中学时得到上海市作文比赛大奖，要我在颁奖仪式上讲话，我不知道嗫嗫嚅嚅地咕哝了一些什么，使大家一致公认，这位同学真不会讲话。但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会当众讲话了。这些年每次国际大专辩论赛的现场总讲评，永远选我，到哪个国家都是这样，还被人称为“最会讲话的教授”——这是怎么回事？我究竟是在什么关口上一夜转变的？连我自己也惊讶极了。

　　最令我快乐的事情：近五年来，几乎每三个月，社会上都会风传一次我与妻子马兰离婚。每次都言之凿凿。于是，每隔三个月总有一批朋友打电话来，口气闪烁地呐呐动问。一听便知，我便大声喊妻子，叫她来听。她也这样，接到这种电话后拿着话筒要我去听。每次都笑成一团，三个月后又大笑几天，真是快乐。

　　最令我伤心的事情：三十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在文革灾难中坚持高校复课、组织教材编写组；三十几年后，有人把教材编写组批判成“文革写作组”，居然引起很多文人响应。中国文人的“大批判”热情，一煽就起，有缝就钻，至今未改，令人伤心。中邪、中蛊都可理解，却怎么三十多年未醒？我是为他们伤心。

　　最令我有成就感的事情：我用一个简短的“悬赏”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围攻。“悬赏”内容是：只要有人能举出我在文革中曾经用某个笔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内容，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给他。至今已经八百多天，无人领赏。我便与委托的律师事务所一起，宣布悬赏结束，多痛快！就此，两位台湾学者发表评论，说是“新世纪的反谤经典”。我自己也非常得意：轻轻竖起小指，点哑百门臭炮。这实在是一个男人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还有没有“最令我怎么的事情”？我自己补充一项吧，最令我轻松的事情。

　　最令我轻松的事情，是不订报，不用电脑，不上网，不印名片，至今没有手机。要找我，只能打我妻子或秘书的手机，由他们筛选。我也不会开车，这是算过命的，说不能开。我不全信，且也姑妄听之。车由妻子开，又多了一分轻松。如果妻子也想轻松，就叫出租车。好在，我们基本不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