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贪官级别越来越高 腐败危害越来越重

 

　　近年来，我国各级检察机关查处了一大批贪污腐败案件，但是，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之所以这样说，根据我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从犯罪主体上看，涉嫌贪污贿赂的官员职务层次越来越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查处的往往都是基层直接管钱管物的厂长、经理、采购员、会计、出纳员。从９０年代开始，领导干部犯罪越来越多。我这里有个统计，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７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干部２９０３人，平均每年５８０人；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查处县级干部１１９０７人，平均每年查处２３８１人，是前５年的４倍多；２００４年查处２６２５人。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７年查处厅级干部２６５人，平均每年５３人；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查处厅级干部８１６人，平均每年１６３人，是前５年的３倍多。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７年查处省部级干部７人；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查处省部级干部２５人，是前５年的３．５倍；去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１０人。这个数字很惊人，这个现象也值得深思。

 

　　从犯罪领域上看，从商品流通、资源配置、生产要素市场，向政治司法领域发展

 

　　１９８２年，中央作出了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决定，把贪污贿赂犯罪界定为经济犯罪。那时实行价格双轨制，有些人利用职权吃差价。据有关部门研究，那些年吃差价，每年有几千个亿都吃进了个人腰包。后来发展到生产要素市场，搞开发区，利用土地、信贷资金审批权巧取豪夺，一部分人完成了原始积累。但是这些人不满足于经济实惠，有了经济基础后，要涉足政治，寻求更大的利润，寻求保护，客观上也造成了政治腐败案件和司法腐败案件频发。

 

　　从犯罪形式上看，由单一犯罪向有组织形式的犯罪发展，窝案串案极多

 

　　仅赖昌星走私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有１６０余名。沈阳“慕马”案中，有１００余名局级干部向他们行贿，很多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和一些主要局的局长基本都给他们送钱了。２０００年底，我被调去查办慕绥新案件。和慕绥新谈话之前，我先找了他的秘书，秘书说：“你让我说谁给慕绥新送钱了，我说不出来，但是让我说谁没给他送钱，我能说出来。”

 

　　从涉案财产看，腐败分子从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财富的积累发展到资本的积累

 

　　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７年，我国查办的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案件有６１７ 件；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是５５０７件，是前５年的８．９倍。有些案件涉案数额非常惊人，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三任行长相继卷走公款几十个亿。再如东北高速原董事长张晓光案件，涉及中国银行哈尔滨河东支行一个小行长，与个体户勾结，卷走公款１０个亿，张晓光涉嫌受贿数千万元。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刘金宝，在上海、香港任职期间，团伙贪污，总共抓了１０个人，违法犯罪金额几千万元。吉林省的腐败官员王纯（吉林省委原副秘书长）、李铁成（靖宇县原县委书记）、刘国（中国粮食储备总公司吉林分公司原副总经理）都分别在大连、北京、长春购置多处房产，一方面为了洗钱，一方面等待升值。

 

　　从后果看，贪污腐败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严重

 

　　在政治上，贪污腐败极大地动摇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所以中央提出，反腐败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重大事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背后都有贪官在起作用，从目前揭露出来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看，背后都有腐败官员在庇护。由此可见，腐败在政治上造成的危害确实不可忽视。

 

　　在经济方面，腐败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贪污腐败使非生产性成本大幅度上升，利润减少，损失是不可估量的。１９９５年，吉林省检察机关查办了吉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刘柏松（被判处无期徒刑）案件，我印象很深。吉林省为了建设发达的边疆近海省，在珲春（该市位于中俄、中朝边境地区――记者注）修铁路，总投资１．６亿元，由刘柏松负总责。刘柏松在河南、北京、武汉网罗了一批人，把持要害部门，结果１．６亿元很快被挥霍光了。通车剪彩的时候，火车从铁轨上掉了下去。刘柏松本来在河南就是有问题被免职的，他却在取保候审期间，调任吉林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慕绥新任沈阳市市长时，土地转让金一年仅７０００余万元。慕绥新、马向东落马后，２００１年沈阳土地转让金１０亿元，２００４年是２０余亿元。可见，腐败对经济的破坏力是很严重的，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策损耗，使得政府效能低下。

 

　　2 年轻勤奋晚节不保 贪官经历惊人相似

 

　　从领导干部职务犯罪个案分析，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犯罪，其原因很复杂，但也不无规律可循。首先是客观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

 

　　体制弊端和制度缺欠

 

　　权力过分集中，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条件。公共权力有两个自然属性，一个是它的腐蚀性，一个是它的扩张性。如果权力不加监督不加制约，任凭它的自然属性发挥作用，腐败是必然的。那么，腐败条件是什么？西方学者有个说法，腐败条件等于垄断权加上自由处理权减去责任制。垄断权，是唯一的，如工程拨款，拨给张三行，拨给李四也行，拨给王五也没错。那么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选择，秉公办事的人，他就会选择最需要的，对工程最有利的；贪图私利的人，就会选择给他好处多的人。他的选择有极大的自由，并且不必为选择承担后果和责任，一旦追究起来，在程序上都是公开的，集体讨论的，集体决定的，按程序来的。为什么那些年银行呆坏账那么多，就是因为银行没有责任制，只管往外贷，甚至内外勾结，收不回来也没关系，最后都核销了。这种情况很普遍。

 

　　为什么贪官跳不出怪圈？很多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都有共性，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很多人原来本质不错，不少人都是苦出身。成克杰上学之前没穿过鞋，苦得不得了；安徽的王怀忠，要饭的出身……这些人青年时候奋斗成才，中年不断进取，然后，到一定位置了，腐败了。这固然有主观因素，但制度因素不能忽视。成克杰能号称壮王。慕绥新说：“我当了市长以后，没人管，成了党内个体户，如果有人经常管我，不至于走到今天。”成克杰也是这样。实际上，这些人对党感情都很深。成克杰就曾说过：“从穷孩子被提拔到国家领导人，这一切都是党给我的，怎么对党有利怎么处置我，我没有怨言。”是什么原因让他晚节不保，就是权力太集中。在广西南宁的一块黄金地段，本来已经有了规划，可他一句话就改变了，光这一个工程他就收了２０００万元。我现在查案经常遇到，市委书记、市长在个体户的报告上签字，之后就由下边操作了，根本不讲程序。权力过分集中，又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就会使一些握有重权的官员贪欲高度膨胀。王怀忠在任阜阳地委书记时就把自己视为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他说，按阜阳的１３００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上第５８位总统，并称“阜阳是我王家的天下”。

 

　　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

 

　　２００２年底，我参加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赴德国的培训班，负责接待我们的是黑森州维斯巴登市的一位老检察长，他在维斯巴登市当检察官、检察长前后２０年，是国际检察官协会的会员，对中国检察工作很关注。我问他，做了２０年检察官，有没有遇到说情的和送礼的。他想了想说，说情的似乎遇到过两次，送礼的从来没遇到过。由此我想，我国之所以腐败案件高发、多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

 

　　著名学者王亚南说过一句话：“从另一个视野去看，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清王朝的２６８年中，一二品官员因为贪污被判刑的就有１５７人，其中被判死刑的６８人。最有名的贪官和，贪污了一亿数千万两白银，这些都是贪官送的。中国的封建文化有很多糟粕。我从小听的故事，就是灌输读书――升官――发财，讲故事都是这么讲的。官本位的思想和观念，由此更加根深蒂固，到今天演变成了“你要升了官啥都有，你要不升官啥也不是”的谬言。如果我们共产党员党性不强，政治修养不够，就很可能陷入这种传统文化糟粕之中。看一看我们查办的那些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往往打着深深的封建文化的烙印，满脑子封建特权的思想、升官发财的思想、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用权力来为自己、为家族、为亲友谋利益。

 

　　还有一点，“来而不往非礼也”、“官不打送礼的”等处世理念在很多人的思想中都很牢固，久而久之，“礼尚往来”就演变成了严重的人身依附、人情依赖。故而有的学者称中国是个关系人社会，什么事都找关系，一遇到麻烦，他不找法律，先翻电话本，看能找到谁，然后就是找存折。有些事觉得不花钱心里不踏实，有时候也知道花钱是白花，但花完钱了，他就觉得心理上有了安慰：“我努力了。”在这种文化的氛围中，我们管点事的，做清官很难，时刻在经受着考验。这就要求我们领导干部要自我战胜，自我超越，超越这种文化，用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保持廉洁。同时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特别是廉洁文化建设，实现社会心理对贪污腐败的“零度容忍”。

 

　　环境的影响

 

　　这个环境包括微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宏观环境。微观环境就是家庭环境和工作单位的环境。我观察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家庭环境都是妻不贤子不肖，贪官背后不是有一个贪老婆就是有一个贪情人；孩子没有出息，都是依附在老子身上搜刮民财，直到把老子搞垮为止。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庭环境太重要了，有的贪官老婆总嫌丈夫官小，总嫌得的实惠少，情妇就更贪婪。成克杰受贿的过程就是李平收钱，回来就向成克杰交代任务，成克杰出面办。钱都弄到李平手里，李平把钱弄到香港，最后钱都从香港追回来了。成克杰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的大贪官。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家里来串门的了，慕绥新送出客厅，她马上钻进客厅搜查，看把钱放哪儿了，立即收起来，这样还嫌钱来得太慢，于是主动到社会上利用市长夫人的身份去敛财。王纯的老婆更贪，两人在家一起收，王纯不在家时她一个人收，此外还在单位收，然后向王纯交代任务，最后把王纯送进去了。

 

　　再一个微观环境是单位环境。贪官的单位环境的共同特点是风气不正，管理混乱。最近我们查办的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中银（香港）集团原总裁刘金宝（已被判死缓），非常贪婪，他想贪污公款，就拉下属入伙，造成单位行为的假象，实质上是几个人分钱，最后他走过的两个地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和香港中银集团两个班子的成员都被抓起来了。所以，单位环境很重要。一个单位的领导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单位环境，只有创造一个廉洁的环境，才能真正为党为人民做点事。

 

　　中观环境主要是交际环境。人是社会动物，都在交往中生存。但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交友不慎，交友过滥。古人讲，君子先择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择。沈阳市财政局原局长李经芳，判刑之后让他谈体会，他说：“总结来总结去总结出一句话，就是铁哥们儿把铁哥们儿送进了铁笼子。”我工作几十年，接触大大小小贪官无数，我就没经历过一个送钱的人打死也不说的。从来没有！他为什么要说？这和他送钱是同样的逻辑，送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案发之后进行利益选择的时候，他照样向自己倾斜，所以李经芳的结论是正确的。我总结，证实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