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始，中国的命运就和世界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虎门硝烟升起之时，天朝帝国就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延绵不断的皇朝循环被打破，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曾经充满着自信，尽管以往多次与外部世界发生碰撞与冲突，也多次为外族所征服，然而正如满清历史所表明的，军事上的征服非但没有动摇反而巩固了汉文化的地位。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夺取了政权，新皇帝的登基却要由被征服者的儒教来加冕。随着爱新觉罗氏的公主下嫁孔府的衍圣公，华夷的高下之分依旧，八旗军只不过是忠孝礼义殿堂中新到的朝圣者。
1840年之后的形势则完全不同。不仅在洋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帝国的军队土崩瓦解，面对严密完整的西洋思想体系，科举精英们遍寻祖宗留下来的国粹，也找不出可与舶来品匹敌的思想武器。传统儒学如寒风刺破的灯笼，千疮百孔，黯淡无光，其狼狈与窘迫丝毫不亚于战场上丢盔弃甲的绿营兵。
满清官僚知识阶层开始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中国之劣势仅在于技术，试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下，回避根本性的制度改革，通过洋务运动，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国人猛然醒来，方知儒家经典不足以应付外来文化的挑战，尽管它在过去成功地化解了外来民族的冲击。与骑马的蒙古人和满洲人相比，除了军力的强大，乘船而来的洋人有着自己发达的文化，凭借文化产生的物质力量，在工业革命后短短的几十年间，西方就崛起成为世界的主流，而昔日居天下之中的华夏帝国则被推到了舞台的边缘。
华裔美籍学者余英时指出，边缘化的危机感导致了思想的激进化。在如何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比洋务派激进，孙中山又比康梁激进，“三民主义”的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北伐中提出了“打倒列强”的口号。到了“文化大革命”，国人干脆将自己封闭起来，断绝了和外界的往来。耐人寻味的是，近代史上越是激进的对外政策，似乎越能够得到民众支持。
上世纪七十年代，对外政策开始从激进朝着理性化的方向转变。国际上，殖民主义的终结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国内方面，执政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两大国策，意识形态之争让位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竞争双赢取代“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新的时代主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斗争与竞争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为零和博弈，而后者为正和博弈。零和是指博弈双方的总收益等于零，甲方的收益就是乙方的损失，为了获得收益，每一方都必须进行斗争，尽可能地打击对方。预期要遭到对方的打击，零和博弈最可能的结果是没有博弈，双方均选择退出，关起门来各干各的。这就是为什么斗争的时代往往营垒分明，例如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形成对峙，基本不相往来。
正和博弈意味着双方的总收益大于零，这时双方既有斗争又有合作，我们称之为竞争。斗争是为了讨价还价，增加总收益中己方的份额，而合作是为了保证博弈的持续进行，一旦发生中断，双方都会丧失原本可以获得的好处。这里合作是第一位的，斗争是第二位的，因为仅在合作的前提下，斗争才有意义。如果不合作，总收益等于零，还有什么好争的呢？合作要求博弈双方具有理性，不能以感情代替冷静的利益计算；双方也要懂得妥协，避免类似敌我的对立倾向。
中国的开放就是一个双赢的正和博弈。单以制造业为例，国际贸易成就了我国世界加工中心的地位，创造了大量的国内就业，而廉价中国产品的出口不仅惠及世界各国的消费者，而且降低了国外厂商的成本，提升它们的利润。正因为如此，尽管汇率、贸易保护等问题不断，中外双方都不愿放弃这互利的博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外关系将继续保持竞争双赢的格局，双方的斗争与合作将长期并存，既不会片面强调斗争而伤及合作，也不会在合作中停止斗争。
我国的开放已近三十年，我们正从百年前的世界边缘重回世界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自信的恢复似乎又唤起了当年的激进情怀。加入WTO的谈判被指责为“卖国”；和平的抗议活动演变为打砸外国驻华使馆；国有银行上市吸收境外战略投资者，原本是执行多年的一项改造国企的有效措施，不知何故，被扣上“贱卖国有资产”的帽子。
为激进化推波助澜最力者，莫过于各色各样的“阴谋论”。1985年的“广场协议”据说是阴谋，美国人迫使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经济泡沫化，泡沫最终破灭，日本经济由此便一蹶不振。“广场协议”阴谋论的推论——人民币决不能升值。阴谋论者不是忘记了历史就是缺乏逻辑，1985年的世界仍处于冷战之中，作为遏制苏联与中国的桥头堡，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盟友，美国人为什么要搞垮日本？倘若真是如此，那岂不是自毁长城？
“广场协议”似嫌不够，新近更有不负责任者，穿凿附会地演绎出一场巨大的国际金融阴谋，并且冠之以战争的名称以强化视听效果。水煮的故事可为饭后茶余的闲谈助兴，编它两个，倒也无妨，但若因此而愤慨和激动起来，重回“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斗争年代，就令人大惑不解了。如前所述，正和博弈中的斗争以合作为前提，强硬的立场或许能够博得情绪化的喝彩，却未必符合民族的长远利益，激进的态度虽然迎合了民间的心理，却无助于理性政策的制定。
三十年前，关于改革开放，曾经有过“姓资”还是“姓社”的激烈交锋，小平同志指出，不要争论姓什么，凡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都可以试验。三十年后，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今天，仍时常看到按照“姓中”或“姓外”划线。当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超过了GDP的70%时，当大街小巷满是丰田和通用的汽车时，当每一个家庭都为孩子能到国外读书而感到骄傲时、为他们能在外资企业就职而感到欣慰时，这样的划分还有什么意义吗？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一个理性和自信的民族应当多一些竞争的精神，少一点斗争的心态，更没有必要从斗争升级到潜意识中的战争。历史已经证明，竞争则双赢，战争则双输。